寧愿坐牢殺頭，也要分田到戶搞包干

1978年，中國最重大的經濟事件并不發(fā)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個偏僻、貧窮的小鄉(xiāng)村。這在即將開始的30年里一點也不奇怪，因為日后更多改變中國變革命運的事件都是沒有預謀的，都是在很偏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

這年11月24日晚上，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生產隊的一間破草屋里，18個衣衫老舊、面色饑黃的農民，借助一盞昏暗的煤油燈，面對一張契約，一個個神情緊張地按下血紅的指印，并人人發(fā)誓：寧愿坐牢殺頭，也要分田到戶搞包干。這份后來存于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大包干契約，被認為是中國農村改革的“第一槍”。

在1978年以前，已經實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把全國農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大鍋飯”的弊端畢現無疑，農業(yè)效率的低下到了讓農民無法生存的地步。小崗村是遠近聞名的“三靠村”—“吃糧靠返銷，用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每年秋收后幾乎家家外出討飯。1978年的安徽，從春季就出現了旱情，全省夏糧大減產。小崗村的農民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逼到了包產到戶的這一條路上。包干制竟十分靈驗，第二年小崗村就實現了大豐收，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還了貸款。在當時的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的強力主持下，小崗村的大包干經驗一夜之間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廣。此后，以“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命名的中國農村改革迅速蔓延全國，給中國農村帶來了舉世公認的變化。

包產到戶的意義無疑是巨大的。它讓中國農民擺脫了遏制勞動積極性的人民公社制度，從而解放了生產力，它的推廣在根本上解決了中國的口糧產能問題。而在另一個方面，它讓農民從土地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土地嚴重缺乏而觀念較為領先的東南沿海地帶，大量閑散人口開始逃離土地，他們很自然地轉而進入工業(yè)制造領域尋找生存的機會，這群人的出現直接地誘發(fā)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意外崛起”。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民間公司的龐然生長，在邏輯根源上也可以從小崗村的那個冬夜開始追尋。

如果說小崗村的包干制是一場革命的話，那么，也是在1978年，距這里數百公里外的江蘇省華西村則發(fā)生著另一場農村變革，與小崗村不同的是，它是從人民公社的肌體中變異過來的一種集體經濟，它代表了另一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受到政府認可，并也確實發(fā)展了生產力的民間公司模式。

華西村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是“農業(yè)學大寨”的全國典型，吳仁寶在這個村里當了創(chuàng)紀錄的48年的村黨委書記，他既是一個農村基層政權的領導者，同時又是一個鄉(xiāng)村公司的企業(yè)家，這雙重的角色讓他在很多時候游刃有余，也在另一些時候，遭遇終極難題。這種欣悲交集的命運將貫穿他整個的變革生涯。

當年，華西村成為全國聞名的“農業(yè)學大寨”樣板大隊，吳仁寶還因此當過所在的江陰縣的縣委書記，在江浙一帶，華西村的地位和風光可比大寨，吳仁寶則赫然是“陳永貴式”的好干部。在1975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新華社記者還曾用充滿激情的筆觸描寫過華西村：“華西大隊認真學大寨十一年，過去糧食畝產超一噸，今年可達2 400斤……吳仁寶同志向自己提出了五項要求……四是百分之八十的力量用于抓農業(yè)，百分之十的地方財力用于農業(yè)機械化，把各行各業(yè)納入以農業(yè)為基礎的軌道；五是繼續(xù)抓好六十四個先進大隊，同時幫助六個后進公社趕上去。除此之外，還要建立一萬人的理論隊伍，一萬人的科學技術隊伍。他還向全省代表講了改土治水、作物品種布局、秋肥造田、平整土地的規(guī)劃，他把自己的藍圖編成了一首詩：九十萬人民心向黨，蘇州代開發(fā)票七十萬畝田成方，六萬山地換新裝，五業(yè)發(fā)展六畜旺，社員人人喜洋洋。”

這樣的報道充斥了一大串看上去確鑿的、閃閃發(fā)光的數據，它曾經引得81歲的文學家葉圣陶激動不已，這位江陰人據此寫了一首很長的贊美詩，其中有“仁寶同志江陰眾，英雄業(yè)績維仔肩，更思舉國數千縣，孰不能如江陰焉”之句。而在事實上，吳仁寶在高調學大寨的同時，卻又干著另一些“見不得人”的工作。早在1969年，他就抽調20人在村里偷偷辦起了小五金廠。“當時可千萬不能讓外面知道，正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呢。”后來頂替吳仁寶擔任華西村黨委書記的他的第四個兒子吳協(xié)恩回憶說，“田里紅旗飄飄、喇叭聲聲，檢查的同志走了，我們轉身也進了工廠。為什么冒險搞工業(yè)？因為種田實在掙不到錢。當時全村人拼死拼活，農業(yè)總產值24萬元，而只用20個人辦的小五金廠，三年后就達到了24萬元的產值。”1978年，吳仁寶盤點過華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資產100萬元，銀行存款100萬元，另外還存有三年的口糧，這在全國的數千鄉(xiāng)村中可謂富甲一時。在當時，一包煙的價格是0.2元，整個江陰縣的工農業(yè)總產值也僅僅數億元而已。

就這樣，吳仁寶用一種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鄉(xiāng)，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的顯赫位置再次報道了華西村，題目是《農民熱愛這樣的社會主義》，同時還配發(fā)了“本報評論員”文章《華西的經驗說明了什么》，這是當年度這家“中國第一媒體”對全國鄉(xiāng)村最高規(guī)格的報道。可是，在江蘇省和江陰一帶，華西被嘲諷為“吹牛大隊”，還有一些人給中央寫內參，告發(fā)“華西村是個假典型”。在這樣的風波中，吳仁寶奇跡般地躲過了暗箭，他的“江陰縣委書記”在一次舉報后被摘掉了，可他在華西村搞的那些小工廠卻一直在地下運轉。這些不受保護、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為了日后燎原中國的鄉(xiāng)鎮(zhèn)集體企業(yè)的胚胎。

我們把視野放得遼闊一點便不難發(fā)現，在當時的中國，吳仁寶其實并不孤獨。在北方天津靜海縣蔡公莊的大邱莊，一個叫禹作敏的村黨支部書記也在村里偷偷辦起了一家冷軋帶鋼廠。大邱莊是遠近聞名的窮村，當地有“寧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莊”的民謠，誰也不會料到十年后這里竟會成為富甲一時的“天下第一村”。而在素來有工業(yè)傳統(tǒng)的江浙一帶，一批小工業(yè)作坊—沒有人做過確鑿的統(tǒng)計，如果我們用“上千個”這個概念應該不會太偏離事實—已經星星點點地冒了出來。在浙江，錢塘江畔的蕭山縣，魯冠球創(chuàng)辦的農機廠已經悄悄度過了它十周年的紀念日。

在這里，我們必須提醒讀者一個事實：中國民營公司的成長從一開始就有兩個源頭，一是華西式的鄉(xiāng)村基層政權及其集體企業(yè)組織，二是魯冠球工廠式的自主創(chuàng)業(yè)型企業(yè)。在日后很長的時間里，吳仁寶和魯冠球是中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最耀眼的“雙子星座”，但是他們的起點卻相去甚遠，前者始終依托在村級政府的肌體上，而后者的崛起則大半是個人創(chuàng)造。這種差異在一開始并不起眼，甚至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一直是他們共用的一個概念，直到“企業(yè)產權”的歸屬成為一個問題時，他們的命運才開始向不同的方向飛奔，這自然是1990年之后的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