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教你正確解讀中國經濟改革（三）

第三，個人權益基礎由政府職位轉向私人財產。  
    計劃經濟下，個人享有的權益基本上基于其在政府系統中的職位，個人對于社會資源的控制和享受是由其本人或家人的“官位”和“身份”決定的，職位越高，控制權越大，享受也越多。在這樣的體制下，人們要獲得對財富的支配權和使用權，首先要獲得職位；怎么獲得職位，獲得什么樣的職位，不是依賴個人為社會創造了多少財富，而是依賴于更多其他的原因（如社會關系），依賴于某種泛政治化的、泛官僚化的過程。因此，謀求職位和追求幸福的過程并不表現為社會財富的創造過程，而更多地表現為財富再分配的過程、權力尋租的過程；大量的社會資源和個人才能被用于權力斗爭，用于內耗，所帶來的常常是對財富的破壞和毀滅，而不是財富的增加。  
     在市場經濟下，個人權益是由個人擁有的財產界定和保證的。在個人產權得到有效保護的情況下，一個人要獲得財富，首先要為他人創造價值；個人追求幸福的過程表現為社會財富的創造過程。市場競爭意味著一個人只有比他人能更有效地使用社會資源——如同樣的資源創造更大的市場價值，或者使用更少的資源能創造同樣的市場價值，才能持續生存。市場競爭和人們對財富的追求推動了專業化分工和技術進步，從而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和國民財富的增加。  
      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正是由于更多的人把追求利益的目標由政府職位轉向私人財產而帶來的。然而，也是因為我們的市場化改革尚未完成，社會中基于官職的權益與基于財產的權益同時并存，有官職的人依然擁有巨大的資源調配能力，權錢交易等腐敗現象層出不窮，引發了民眾的強烈不滿。在未來，只有將經濟制度的利益基礎由政府職位徹底轉向私人財產，我們才能夠最大限度地根除腐敗，降低無效率的收入差距，最充分地激發中國人創造財富的熱情與智慧。  

第四，經濟發展的推動力由中央動員轉向地方競爭。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下，經濟發展戰略是國家制定的，資源是由中央動員的。中國改革的重要特點之一是通過地方分權化改革引入地區之間的競爭。這是上世紀80年代財政大包干（“分灶吃飯”）制度以及隨后一系列分權化變革帶來的結果。地方分權對中國經濟的市場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推動中國改革與發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地方分權調動了地方官員發展經濟的積極性。財政包干制度于1980年首先引入，1984年做了一些調整，1988年完全實現制度化。按照這一制度，下一級政府把本地財政收入的固定比例（或額度）上繳，剩余部分自留，不同級別政府以及相同級別的政府部門的財政剩余部分不能由中央政府隨意轉移。這一政策實際上相當于對不同級別的政府進行了財產劃分，將整個中國經濟劃分成很多小的公有經濟體，每個地方都成了一個“公司”，每一等級的地方政府變成了其管理的公共經濟的實際所有者，哪個地方經濟發展快，哪個地方財力就大，官員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權益。在這樣的體制下，發展經濟成為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標，由此導致了地區之間發展經濟的競爭，刺激了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的發展。  
        地區間競爭推動了整個經濟的市場化轉變。盡管地方政府也許會使用行政計劃手段來控制本地企業，但是它對其他政府只能采取討價還價的辦法。地方政府之間討價還價的過程加劇了中央計劃體制控制的難度，最初迫使企業和地區通過“物資串換”的方式走向市場，整個經濟走上“雙軌制”，最終迫使中央計劃體系逐步瓦解。盡管分權制伴隨著地方保護主義的出現，但它同時也是摧毀市場分割的重要力量。經濟越是有效率的地區，其生產的產品越有能力進入其他地區的市場，利用全國的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發展自己的經濟。地區間的競爭也促使地方政府不斷改善市場環境，吸引外來的投資者。  
      地區之間的競爭也引發了90年代之后的民營化浪潮。這里的原因是，由于產品市場上的地區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每一個地區都必須盡可能降低生產成本以維持生存所必須的最低市場份額，因為沒有了市場，也就沒有了財政收入。為了促使企業降低生產成本，地方政府就必須讓渡全部或部分股份給經理人員，“不求所有，只求所在”，這是蘇南企業民營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他地方民營化的主要原因。  
       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可以看到，辦文憑大多數的地方政府都在忙著 “搞經濟”，而大部分的中央部委都在忙著 “審批”。盡管地方政府的行為經常受到批評，但在討論中國經濟改革成就的時候，我們絕不能忘記地方政府和地區間競爭的重要作用。如果沒有地方分權及由此帶來的地區之間的競爭，民營化的速度不可能如此之快，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可能如此成功。當然，如何從地區之間的競爭轉向企業之間的競爭，讓資源配置的決策真正由企業家做出，而不是地方政府官員做出，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