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碑林: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時間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藝術寶庫

  西安碑林座落于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學街(因清代的長安學、府學、咸寧學均設在這里而得此名)。它于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為保存《開成石經》而建立。九百多年來，經歷代征集，擴大收藏，精心保護，入藏碑石近三千方。現有六個碑廊、七座碑室、八個碑亭，陳列展出了共一千零八十七方碑石。在名碑薈萃的展室里，展示了圣儒、哲人的浩瀚石經；秦漢文人的古樸遺風；魏晉北朝墓志的英華；大唐名家的絕代書法以及宋元名士的瀟灑筆墨。書圣王羲之、畫圣吳道子書畫同輝的筆墨跡以及詩畫雙絕的王維的竹影清風更為碑林增輝溢彩。西安碑林以其獨有的特色成為中華民族歷史文物寶庫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962年被公布為中國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西安碑林是我國收藏古代碑石墓志時間最早、名碑最多的一座藝術寶庫，它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點之一，也是歷代著名書法藝術珍品的薈萃之地，有著巨大的歷史和藝術價值。 

　　從歷史價值來說，許多碑文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有的可藉以補充和訂正史書記載的遺誤，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寶貴資料。如從陜西周至縣出土，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通高353厘米，寬103厘米，刻于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國和敘利亞兩國文字記載了唐時基督教中一派的景教由中亞傳入我國的情況。此外，唐《中尼合文之陀羅尼經幢》是我國唐代和尼泊爾人民友好交往的實證；《唐廣智三藏碑》記載了一個印度僧人一生在中國的經歷和密宗傳入日本的師承關系。等等這些都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宗教史的珍貴資料。 

　　《明德受紀碑》上刻有“大順”、“永昌”字樣。這是明未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的遺物，記載著當時陜西大旱，糧價昂貴，“小麥每斗二兩四錢，米每斗二兩六錢”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慘景象；清刻《張化龍碑》，頌揚了當時領導陜西扶風、歧山一帶農民反抗官府的張化龍；清刻《荒負歌》等，也記錄了一些遭受官僚、地主壓迫剝削的廣大農民的苦難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廟碑》、《劉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從不同方面記錄了元末紅巾軍起義和清末廣大勞動人民反抗剝削壓迫和帝國主義外來侵略的事實。 

　　碑林中還記載了諸多歷代愛國主義人物，如被譽萬世師表的孔子，統一中國文字的李斯，對蜀漢忠貞不渝的關羽，兩袖清風的鄭板橋，慷慨就義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虎門銷煙震驚中外的林則徐，歷代書法大師王羲之、顏真卿、于右任，以及勵精圖治的鄧廷楨，推行新法的康有為等。他們那憂國憂民，為事業堅韌不拔鍥而不舍的精神，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 

　　大量的石經，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獻資料。《石臺孝經》刻于唐天寶四年(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親自作序、注解并親自以隸書書寫的(孝經是孔子的學生曾參記述他也孔子的問答辭，主要內容講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塊色如黑玉，光可鑒人，高590厘米的細石合成，碑上加方額，額上刻浮雕瑞獸、涌云；額上蓋石，蓋石邊緣刻優美的卷云，頂上作山岳狀；碑下有三層石臺階，故稱“石臺孝經”；三層石臺四面都刻有生動的線刻畫，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渾的獅形怪獸，兩種不相協調的動植物被刻畫得融洽無間，整個構圖給人以威武、活潑的感覺，為盛唐的藝術精華。《開成石經》，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國子監鄭覃的建議，由艾居晦、陳珍等用楷書分寫，花費了大約七年時間到開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一部石經。其中包括《周易》6 卷，《尚書》13卷，《詩經》20卷，《周禮》11卷，《禮儀》17卷，《禮記》20卷，《春秋左氏傳》30卷，《春秋公羊傳》12卷，《爾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經》、《論語》等十二種經書和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計114石，文刻兩面，228面，字列八層，共六十五萬零二百五十二字。刻成后立于唐長安城的國子監內，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必讀之書，同時也是讀經者抄錄校對的標準。此經是我國古代七次刻經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它儼然是一座大型的石質書庫，這在我國印刷術發明以前，對文化的保存和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石臺孝經》、《開成臺經》等名碑，原來豎立在唐長安城務本坊(今西安市南門外)的國子監內，唐末韓建(大尉許國韓公)縮小長安城后，這些碑連同其它一些名碑都散落到了城外。唐昭宗以及后粱時期，陸續將這些石碑移到原唐代尚書省西隅。到宋哲宗元佑年間(公元 1086-1093年)，又將全部碑石搬到學府之北，就是今天的碑林所在地。此外，明清兩代的《興學碑》、《修渠記》、《修棧道記》、《修城記》、《修廟記》等也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西安碑林不僅是東方石質歷史文化的寶庫，更重要的是書法藝術的寶庫，享有“書法藝術故鄉”的美譽，令海外人士向往。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峰山刻石，原碑為秦國丞相李斯所書。東漢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隸書寫的，這是全國漢碑中保存比較完整，字體比較清晰的碑刻，為漢碑中的精品。“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它保存了我國最早的《周易》文句，相傳是當時著名學者、大書法家蔡邕以隸書書寫，方挺嚴整，為漢隸之典范。 

　　唐代是中國書法藝術的繁榮時期。在唐代書法藝苑中，名家輩出，時有杰作，真、草、隸、篆，百花爭妍，猶如璀燦的群星，放射出永不泯滅的光輝。歐陽洵、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的楷書各創一體，歐陽通、徐浩、史維則、懷素等也都是一代名家。歐陽通書寫的《道因法師碑》，與其父歐陽詢的《皇甫誕碑》很相近，結構嚴謹，書法險勁，是值得珍視的書法名碑；顏真卿的《顏勤禮碑》、《顏家廟碑》、《多寶塔感應碑》等，氣勢雄渾，蒼勁有力，是標準的“顏體”；柳公權的《大達法師玄秘塔碑》，筆力遒美瘦挺，勁如削竹，結構峻整，神足韻勝，是“柳體”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懷仁和尚從晉王羲之遺留的墨跡中選集而成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則更是膾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書家懷素的《千字文》，筆意奔放，流利灑脫，為世所珍。此外，宋起佶的《大觀圣作之碑》(瘦金體)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閣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書法，在北魏、唐、宋等碑志上，還保存了大量具有藝術價值的精美圖案花紋。如唐刻《大智禪師碑》的兩側，以線刻和減地兩種手法并用的圖案作為裝飾，將蔓草、鳳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麗、活潑、美妙而有生氣；《石臺孝經》碑頭上的浮雕卷云和獅子，碑座上線刻的精致蔓草、瑞獸等，也都表現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麗作風；唐刻《道因法師碑》座垢兩側，用流利的線條，刻出兩組人物，共有十多個卷發深目的異國裝束的人，牽馬攜犬，作準備出行狀，是不可多得的線刻佳作；北魏的《元暈墓志》四側，分別刻著有表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滿填流動的云彩，呈現出飄逸而和諧的奇特意境。它們象綠林一樣陪襯著繁花似錦的書法藝術，使碑林這座書法藝術寶庫，更加瑰麗異常。 

　　碑林能較完整地保存到現在，是與清代乾隆年間陜西巡撫畢沅的貢獻分不開的。宋代時，由于無人管理，珍貴的漢唐碑碣有的被人用做磚甓，有的用于修橋，遭到人為的破壞。元代時，碑林的碑石曾兩次全部跌倒。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北京開發票陜西發生8級大地震，碑林里的大量碑石因摔碰而斷裂。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畢沅率同僚到碑林視察，只見房屋倒塌，碑石橫臥于荊榛瓦礫之間，環顧四周，滿目荒涼，這使他十分震驚和痛心。他與同僚合義，采取修整房屋，整理石，編目著錄，組織石刻陳列，建立管理機構和保管制度等措施，重修和保護碑林。在他所著《關中金石記》中說：“前后堂廡，皆鼎新焉，旋于土中，搜得舊刻數十片，遂取《石經》及宋元以前都，編排甲乙，周以欄盾。明代及近人所，則汰存其佳者，別建三楹以存置。其鎖鑰則有司掌之，設法保護，以冀垂永久。”畢沅對金石文字有濃厚興趣，整修碑林在于“庶考古者，得以觀覽也”。(《畢沅在保護關中古跡上的貢獻》，文物天地，1983年第二期)他為保護珍貴文物作出了重要貢獻，很值得贊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