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27日，中國科學院計算所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按時上班，走進辦公室前他先到傳達室拎了一把熱水瓶，跟老保安開了幾句玩笑，然后從寫著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當日的《人民日報》，一般來說他整個上午都將在讀報中度過。20多年后，他回憶說：

“記得1978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報》上看到一篇關于如何養牛的文章，讓我激動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來，報紙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斗爭，全是社論。在當時養雞、種菜全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報》竟然登載養牛的文章，氣候真是要變了！”

從現在查閱的資料看，日后創辦了赫赫有名的聯想集團的柳傳志可能有點記憶上的差失。因為在已經泛黃的1978年的《人民日報》中，并沒有如何養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學養豬的新聞。在這天報紙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長篇報道是“群眾創造了加快養豬事業的經驗”，上面細致地介紹了廣西和北京通縣如何提高養豬效益的新辦法，如“交售一頭可自宰一頭”、“實行公有分養的新辦法”等等。柳傳志看到的應該是這一篇新聞稿。

不過，是養牛還是養豬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舉國之內，確有一批像柳傳志這樣的人“春江水暖鴨先知”，他們在這個寒意料峭的早冬，感覺到了季節和時代的變遷。

在中國現代史上，1978年是一個十分微妙和關鍵性的年代。盡管在此前兩年，執行極左政治路線的“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但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中的某些人提出“兩個凡是”的政治主張，在政治和經濟兩大領域實行意識形態化的治理。剛剛復出的老一輩領導人鄧小平則試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推進中國的命運變革。

1978年1月14日，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寫信人是《光明日報》編輯王強華，此前半年，胡曾經寫了一篇文章投寄該報，在很久沒有收到回復后，他已經對此不存幻想。王的突然來信讓他非常意外。胡福明回憶說：“王強華在來信中寄來一份清樣，那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清樣。信我還都保存著，大概意思是說，這篇文章的意思你要講什么我們是清楚的，我們是要用它的，希望快點修改一下寄來。就是提了一條建議，希望把道理講得完整一點，不要使人產生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的感覺。從此以后，我們的稿子來來往往了好幾個來回，我把修改了的寄給他，他隔了幾天把稿子修改了再寄給我。那么后來呢，又有一封來信不同了，調子又變化了，讓我要寫得更鮮明一點，要更有針對性、要更有批判力，跟前面的調子又變化了。”

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當日，新華社轉發了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這可以被視為當年度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結尾，作者勇敢地宣稱：“凡是有超越于實踐并自奉為絕對的‘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蒙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文章的發表在當時沉悶窒息的中國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在思想較為保守的東北和上海等地，“斥其砍旗”、“違反中央精神和反對毛澤東思想”等討伐之聲隆隆四起。胡福明在看到報紙后，回家對妻子說：“我已經有思想準備了，我準備要坐牢。”妻子說：“我要么陪你一起坐牢，要么天天送飯到你出牢。”

5月19日，鄧小平在接見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時談及此文，認為文章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后來他又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再次以此文為題，嚴厲批評了教條主義，號召“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指出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是非常有必要。

這場關于真理檢驗標準的大討論影響了中國改革的整個進程。在思想基礎上，它徹底摧毀了“兩個凡是”的政治原則，倡導一種全新的實踐主義理論。而在經濟變革中，它試圖建立一種全新的思想基礎和商業倫理。直到30年后，我們仍然能夠強烈地感受到這一思想對中國改革的影響。在日后的幾年里，它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及“穩定壓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脈相通，分別從方法論、戰略目標和成長邊界三方面進行了清晰的表述，從而構成了中國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說，日后中國企業及其他事業的發展，折沖百回，曲線前行，都以此為最根本的起點和邊界。

這一年底，也就是柳傳志讀報后的20多天，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中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全會做出了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決定。而就全會召開前后，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四·五”天安門運動① 完全是革命行動。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為彭德懷、陶鑄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并召開追悼會。此后兩年中，全國300多萬干部群眾獲得平反，55萬“右派”得到改正，至此，“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基本完成，中國的發展主軸自此全面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