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眼中1978年的中國企業的景象

1978年的中國企業是一副怎樣的景象？也許我們從外國人眼中能看得更真切一點。

1978年7月28日的《華盛頓郵報》上，刊登了記者杰伊·馬修斯發表的一篇中國工廠觀察記。不知道通過怎樣的程序，他被破天荒地允許參觀桂林的一家國營工廠。從這一年的夏天開始，中國各地似乎放寬了海外記者采訪考察中國企業的審批。因而，在各家國際媒體上，人們讀到了多篇充滿陌生感的目擊記。在這篇題為《盡管宣布要對工廠進行改革，工作仍然松松垮垮》的報道中，馬修斯寫道：

同中國大多數工廠的情況一樣，桂林絲廠的工人看來并不是干勁十足的。就業保障、退休金保證以及其他一些好處促使中學畢業生拼命擠進工廠去工作。因此，許多人都擠進了本來就已經過多的工人行列。生產線上工人過多使工人長時間地閑著。當我走進一個車間的時候，有三名女工正在同旁邊桌上的另外在名女工聊天。我一進去，她們就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然后交叉著雙手坐在那里，好奇地朝我張望。在我逗留的幾分鐘里，只有一個女工干了活，而沒有一個女工說得清楚她們的生產定額是多少。

中國工人把他們的工作看成是一種權利，而不是一種機會。工廠管理人員對于工人階級中的成員不敢壓制。在這種企業里，工人的身份是可以世襲的，當一名工人退休時，他或她可以送一個子女到這家工廠工作。桂林絲廠有2 500多名工人，從來沒有解雇過一個人。

這家工廠的革委會主任謝廣之（音）告訴記者，去年，全廠85%以上的工人都增加了少量的工資，對很多人來說，是10~20年來第一次增加工資。由于幾乎所有的工人都增加了工資，所以這次加工資沒有起到明顯的刺激作用。從今年開始，工廠開始對一些勞動好的工人給予少量的獎金，一季度的獎金不超過1.75美元。

最后，馬修斯斷言，“這種松松垮垮的工作態度，仍然是妨礙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現現代化的一個主要障礙”。

最具有戲劇性的企業考察出現在中國中部。一位日本記者在重慶煉鋼廠發現了一臺140多年前的機器。這家年產30萬噸原鋼的工廠，使用的機械設備全都是20世紀50年代之前的，其中，140多年前英國制造的蒸汽式軋鋼機竟然還在使用。那位記者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指著機器上的出廠標板問廠長，“這是不是把年代搞錯了？”廠長的回答是，“沒有錯，因為質量好，所以一直在用。”

在1978年8月28日的《日本經濟新聞》上，該報駐北京記者岡田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的飛機老是停航”的觀察記：

中國正在發展國內的交通事業，但是民航依然不可靠。首先是時刻表不可信，在一角錢一份的中國民航時刻表上，就混雜著“幽靈班機”。例如，在時刻表第25頁上寫著每天有去哈爾濱的班機，早晨8點15分從北京起飛。但是，實際上星期四和星期日都沒有班機。我到窗口問是什么理由。回答是：“哎呀，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從什么時候改了吧。”乘上飛機后又怎么樣呢？無法保證能按時飛到目的地。這次從北京去哈爾濱，起飛就晚了一個小時，在沈陽停留又單擱了四小時，好不容易到長春轉機，又宣布“因為哈爾濱在下雨，今天的班機取消”。只好在長春住了一夜，第二天竟還是“今天停航”。到了哈爾濱，我才知道原因，原來哈爾濱機場沒有水泥地面的跑道，飛機是在草原上咕嚕咕嚕地滑行。難怪一下雨，就必須得停航了。

同樣是在8月，一位名叫伊萊·布羅德的美國房屋建造商參觀了北京、廣州等五個城市，他對合眾國際社記者談到了對中國的觀感，“我看到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不發達國家”。“中國人用黏土和稻草做磚，但也使用一部分預制混凝土板來建房。中國的住房是原始的，建成后的質量很粗糙，但非常講實用。往往一個兩居室的房子里要住四代人，從80歲的曾祖母到小孩。”同時，伊萊·布羅德也感覺到了剛剛開始發生的變化：“我所到之處，他們都在換自來水管。一些新的工業區正開始建造，不過我沒有看到什么污染控制的措施。”

《讀賣新聞》駐香港記者松永二日也對中國企業的落后深為驚訝。這年6月，他參觀了上海的一家集成電路工廠，他寫道，“日本的集成電路工廠干凈得一點灰塵也沒有。相比之下，上海這家工廠簡直像是馬路工廠。工廠方面說，產品一多半不合格，賣不出去。”他還觀察到，長期的政治斗爭，學校停止招生，使得中國工廠的基礎人才極度空乏。他舉例說，上海內燃機研究所的31名技師，平均年齡是56歲。

在上海閔行的一間機電工廠中，松永看到了一條標語，“看誰先到達目標”。這家工廠開始對超額完成指標的工人實行獎勵，每月的獎金分成三元、五元和七元三個等級。松永問了一個問題，“有沒有送還獎金，仍然努力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工人？”工廠負責人明確地回答，“沒有。”

在經歷了這一些觀察之后，松永預言中國即將開始一場新的經濟革命。在10月3日的一篇述評中，他直截了當地宣稱，“進入建國30年的中國今后的課題是，實行高速經濟增長政策，把中國建成一個強大的經濟大國”。而中國正在采取的辦法則是，“在再度復職的鄧小平領導下，設法加強同外國—以西方發達的工業國家為中心—的經濟關系，在國內則推行講究能力和效率的路線”。

松永試圖用事實來證明他的觀察，“中國的領導人已經意識到，靠上海那家老工廠是不可能迅速實現現代化的，因此必須下決心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近來，中國加強同外國的經濟關系的活動令人目瞪口呆。到今年9月為止，中國派出黨政領導人到31個國家訪問，并且接待了15個國家的政府領導人。而它們絕大多數是以前的敵人—西歐發達國家。不言而喻，這種門戶開放政策的目的在于引進先進技術。”

應該說松永的觀察是很精準的。1978年，除了主要領導人頻頻出訪之外，中國政府還做了一些動作，它們在當時似乎并沒有引發聯想，然而在后來的研究者眼中卻絕非巧合。這一年的7月3日，中國政府停止對越南的援助，13日又宣布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一切技術和經濟援助，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生效，12月16日，中美發布建交聯合公報。

一疏一近，貌似毫不相干，其實卻不難看出內在的某種抉擇：擺脫意識形態的糾纏，以經濟發展為主軸，悄悄向發達國家靠攏的發展主導型戰略已經開始發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