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受南巡講話的影響，在政府的中低層官員中出現了一個下海經商熱，后來他們管自己叫“92派”。香港《亞洲周刊》引用遼寧省委組織部的數據說，該省在1992年前后有3.5萬名官員辭職下海，另有700名官員“停薪留職”去創辦企業。據《中華工商時報》的統計，當年度全國至少有10萬黨政干部下海經商，其中最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時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長的薄熙成，他于7月辭職下海，創辦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陳東升是“92派”這個名詞的發明者。1992年，他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宏觀經濟研究，同時還擔任了一本管理類雜志《管理世界》的常務副總編。有很長一段時間，他一直在興致勃勃地策劃一個評價體系，想仿照美國《財富》雜志的模型，搞一個中國500家大企業的排行榜。就在這時，國家體改委出臺了《股份公司暫行條例》、《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陳東升認為這兩個條例“是中國企業發生真正變革的轉折點”，他后來說，“當時想創立企業，可是不知道資本從哪兒來，有了這兩個文件后，就可以去募集資金，可以去依據一種商業模式尋找投資人來投資”。5月，陳東升辭職下海了，選擇當時在國內一片空白的拍賣業，成立了嘉德拍賣公司，“那個時候就是滿腔熱血，當時都沒有拍賣的概念，除了在電視上看過，什么都不懂。今天請教這個，明天請教那個，還去香港把拍賣過程錄下來，回來大家一起看”。很有學術素養的陳東升相信“創新就是率先模仿”，“要做拍賣，就得像索斯比（全球最大的拍賣公司），對一流企業就要跟蹤它、學習它、追隨它”，到了1996年，嘉德已經成長為國內首屈一指的大型拍賣公司。就在這一年，陳東升又募資創辦了泰康人壽保險公司。

毛振華是陳東升在武漢大學經濟系讀書時的同班同學，他在中南海的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上班，到了周末經常晃晃悠悠地騎著自行車到崇文門陳東升的家瞎聊，夜深了便抵足而眠。就在陳東升辦嘉德的半年后，他下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評估公司—中國誠信證券評估有限公司，他的目標是要做中國的標準普爾和穆迪。

在物資部對外合作司工作的田源是陳和毛高三屆的校友，他在12月創辦了中國第一家期貨經紀公司—中國國際期貨經紀公司。此前，田源是政府系統中對期貨最有研究的專家，他在兩年前受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選派，到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和芝加哥期貨交易所進行訪問研究，他還是中國期貨市場工作小組組長，正是在他的主導下，設計出了第一套期貨管理條例，而就在這個條例頒布之后，田源創辦了自己的公司。期貨是一個高風險行業，成敗往往轉瞬達成，為了提醒自己和員工們注意控制風險，田源在公司的門口設計了一塊“風險臺地”，由凹凸不平的石頭鋪成，每日進出都磕磕絆絆的。

跟上述三人相比，國家體改委干部郭凡生的下海經歷則要曲折得多。極善言談、近乎于“侃爺”水準的郭凡生少年得志，1982年他從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畢業后，自愿回家鄉內蒙古工作，自治區黨委政策研究室專門成立了一個戰略組，由郭凡生等八個大學畢業生組成，他們對內蒙古的發展提出了一系列讓人耳目一新的戰略研究報告，發行量超過100萬冊的《中國青年》雜志專門發表了《20多歲的“戰略家”們》，對他們褒賞不已。郭凡生后來調進國家體改委，1990年，對宦途升遷意興闌珊的他已經身在曹營心在漢，去一家科技貿易公司當兼職副總經理。南巡講話后，郭凡生決意脫下“官服”下海創業。在北京官場，他幾無任何人脈和資源可以利用，于是只好白手起家。善于觀察的他發現，在喧鬧嘈雜的中關村，每天都在進行著各種電腦用品的交易，但卻沒有人對這些信息進行整理。于是，他辦起了一家慧聰公關信息咨詢公司，其主要業務就是每周油印一本《慧聰商情廣告》的小冊子，每天，郭凡生就帶領20多人騎自行車穿梭在中關村的各家商戶之間。慧聰的業務竟非常的好，幾年后，他成為中關村最大的商情信息提供商。“戰略家”出身的郭凡生在管理企業時，仍然不改制度創新的本色，他制定了一些很古怪的規定，比如新員工入職都要去爬十三陵水庫的一座山，不能在規定時間爬上去就堅決辭退。他還設計出一套“全員勞動股份制”的制度，規定“任何人的分紅不得超過總額的10%，股東分紅不超過總額的30%，每年分紅的70%給不持股的職工”。這個制度一直執行到1999年。在互聯網興起的2000年前后，慧聰轉型成一家電子商務公司，后來發展成僅次于阿里巴巴的第二大B2B公司。

5月，郭凡生的同事、中央黨校法學碩士、在國家體改委任過職的馮侖決定到海南去碰碰運氣。他一年多前就辭職下海了，此前曾經給南德的牟其中當過一段時間的幕僚，每月領250元的顧問費。今年，他通過關系，用數萬元“換”來了一家信托公司500萬元的投資，然后扛著“萬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招牌興沖沖地南下到了海南。

此時的海南，用馮侖的話說，“已經熱得一塌糊涂了”。由于受特區開發政策的影響，海南一直頗受投資商的關注，據稱從1990年開始，每年都有10萬大學青年渡海淘金，到了南巡之后，熱浪終于席卷全島，而首先遭到爆炒的就是房地產。在1991年6月之前，海口的公寓房售價是每平方米1 200元左右，而到1992年6月，售價已上漲到每平方米3 500元。炒賣地皮成為最快的暴富手段，馮侖回憶說，一些從北京南下的人，靠政府背景拿到一塊地，僅憑一紙批文就可以獲利上千萬元，看得讓人心驚膽戰。很多樓盤一拿到報建批文就登廣告，連地基還沒有開始打，價格已經驢打滾一樣地翻了幾倍，海南重現當年倒車時的瘋狂景象。據經濟觀察家閻卡林的統計，海南省這一年共出讓2 884公頃的土地，而實際在建和竣工的竟不到20%，大量土地閑置，被用來囤積炒賣。

馮侖在海南碰到了五個志同道合者—王功權、潘石屹、易小迪、王啟富和劉軍，這伙人合稱“萬通六兄弟”，后來均成了中國商業界的風云人物。他們都是從政府部門辭職出來的，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在洶涌迷亂的海南，他們倒賣批文、炒作土地，很快掘到了第一桶金，“那個時候很好玩，很快活，像是大姑娘初婚，很幸福，幸福又糊涂。”馮侖后來說，“幾乎是游俠般的生活，江湖日子。江湖和游俠在中國實際上就是脫離體制邊緣的一種自由狀態。都是生人，誰也不欠誰，不管你過去是怎么樣的，海南不相信眼淚，不承認過去，大家都這樣，然后該求人的就求人，沒錢了就去蒙，這吃一口，那吃一口，人都沒有身份感了。”有意思的是，就是這樣的過程中，他們清醒地看到，“海南的好景長不了”。一年后，六人就撤離海南，馮侖和潘石屹再回北京，后者離開萬通創辦了紅石房地產公司，他從開發SOHO現代城開始，成為中國地產業的標志人物。

財經作家、《中國企業家》主編牛文文評論“92派”說，他們是中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水者，和之前的中國企業家相比，他們應該是中國最早具有清晰、明確的股東意識的企業家的代表，這些人往往在政府部門待過，有深厚的政府關系，同時又有一定的知識基礎，具有前瞻性的預測能力，創立一個行業并成為行業的領頭羊。這些從體制里出來的人，對“中國”、“國際”等字頭仍有相當的好感，這或許能契合他們未了的一種情懷。在他們看來，帶中國字頭的企業是“局級單位”，可以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經營，而且天然地就好像是中國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