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火兩重天——破產的高潮

“冰”的一面，是一直無法從低效率和舊體制中自拔的國有企業集群。1996年，預算內國有企業的凈銷售利潤率降低到歷史最低點，虧損總數是1985年的28.6倍。相對比，全國鄉鎮企業的產值增長22％，中外合資企業的所得稅增長40％。這一年還是《破產法》頒布的第十個年頭。從1986年到1990年，全國破產的國有企業只有121家。到1996年，企業破產達到高潮，總計6 232家，超過了過去9年的總和。

自1992年7月國務院發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宣布全面落實14項自主權之后，在決策層看來，該給的自主權已經全部下放了，接下來就應該是企業八仙過海，到市場上去各顯神通了。但事實卻讓人非常沮喪，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在競爭中一觸即潰。國家經貿委向全國國有企業推出的改革典型是 邯鄲鋼鐵(行情 股吧)公司。“邯鋼經驗”歸納起來有兩條：一是“模擬市場”，采用最終產品的市場價格來“模擬”確定內部轉移價格，形成一個以保障全廠目標利潤為中心、由十幾萬個指標組成的成本控制體系：二是 “成本否決”，就是將成本作為影響、誘導和矯正員工行為的杠桿，無論其他指標完成得多好，只要突破了分配給分廠、班組或個人的目標成本，工資和獎金就要受到影響。“邯鋼經驗”被認為是國有企業提高效率的最佳模式，國務院專門轉發了經貿委和冶金部的報告，號召全國國有企業“向邯鋼學習”，這么高的規格在“工業學大慶”之后還是第一次。不過，邯鋼也是30年企業史上最后一個全國性的“改革典型”，邯鋼的做法從根本上說就是美國百年前的“泰羅制”翻版，其“成本否決”也就是“泰羅制”的標準成本制度，它們主要用于提高生產或作業效率，但是并不能解決那些產品的市場銷路問題，更不觸及企業產權制度的創新。

由于效益不彰，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在這些年有增無減。國家統計局對天津、哈爾濱、沈陽、成都等15個大中城市的2 600家國有工業企業的調查顯示，到1994年末，這些企業的資產總額為2 544億元，負債卻達2007億元，企業負債率平均高達78.9％，與10年前相比，資產增長了4.1倍，債務則增長了8.6倍。很多企業每天還在生產，但是制造出來的產品往往從生產線上搬下來，就直接拉進了倉庫。到1996年底，全國鄉以上工業企業的庫存產品總值已經達到1.32萬億元，而在1991年，這個數字是0.13萬億元。發生在最大工業城市上海的景象是一個縮影。從1990年到1999年，上海一直在進行“退二進三”（退出第二產業，進入第三產業）的城市戰略轉型，大量的工業企業被解體或遷出中心市區，這是一個十分痛苦和艱難的過程。近10年間，創造過無數輝煌的上海紡織業先后破產終結41家，銷號200多家老企業，棉紡錠從原來的250萬錠壓縮到70萬錠，60萬紡織職工（主要是女性工人）下崗分流。這期間，上海失業人口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9.53%，其中1990~1995年間的年均增長率更是高達13.17%——而這僅是登記失業人數。上海的景象在國內其他老工業基地大量存在，必須記錄的是，數以千萬計的老國營企業職工們為城市經濟的改革付出了巨大的的代價。

1995年9月，《人民日報》刊登了長篇經濟分析文章《來自“八五”（1991~1995）的報告》，用極大的篇幅談論了國有企業面臨的三大困境。一是虧損居高不下，國有企業的虧損數每年以14.2％的速度增加，年均虧損超過500億元，在全部虧損企業中，國有企業占70%以上。二是企業資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庫存產品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長，超過生產增長速度至少10個百分點。三是國有工業綜合經濟效率指數比“七五”時期（1986~1990）下降5.4％，資金利稅率和成本利潤率都低于非國有企業。這年7月份，國家體改委宣布，開始于1994年的百家現代企業試點工作將延期一年，也即從原定的1996年底延至1997年底。公開宣布一項重大改革“延期”，這還是改革開放后的頭一遭，從中人們都體味出了試點改革的百般艱辛。